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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您还没睡？”

门开了。聋老太坐在灯下，手里摩挲着那枚军功章。她每天晚上都要把军功章擦一遍，擦完之后对着灯光看很久。

“睡不着。人老了，觉少。”聋老太看到秦淮茹手里的信，“谁的信？”

“袁老师的。就是赵铁柱在东北找到的那个研究水稻的。”秦淮茹在聋老太对面坐下，把信的内容说了一遍。

聋老太听完，把手里的军功章放在桌上。

“五千元。青锋合作社拿得出来吗？”

“拿得出来。灵田四百万亩，每一季的产量折成钱都不止五千元。”秦淮茹的手指在信封上轻轻摩挲，“但账上的每一分钱都有去处。广东要打井，四川要修渠，东北要买农机。五千元挪出来，就得有五千元的窟窿。”

聋老太把军功章拿起来别在胸口。

“秦淮茹，我儿子振国活着的时候，每个月往家寄十块钱。他在部队上省吃俭用，津贴全寄回来了。我问他为啥不自己留着，他说娘，我在部队上吃得饱穿得暖，钱没用。有用的是让家里的弟弟妹妹吃饱饭。”

她站起来走到柜子前，从柜子最深处摸出一个布包。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零零碎碎的钞票——一块的、五毛的、两块的，还有一摞用皮筋扎着的粮票。这是聋老太攒了十年的钱和粮票。儿子牺牲后的抚恤金、街道办每个月发的烈属补助、过年过节院里邻居塞给她的零钱。她一分都没花过。

“这里是四百三十二块六毛，加上一百二十斤粮票。”她把布包推到秦淮茹面前，“不够五千。但够那个袁老师在东北买几车砖盖温室了。”

秦淮茹看着布包里那些皱巴巴的钞票和粮票，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她没有推辞，把布包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