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按小梅的尺寸做的，您让她试试？保准暖和得想睡觉。”

小梅穿上棉衣，袖子长了点，小手缩在里面像藏了只小鸽子，她原地转了个圈，棉鞋踩在地上“咯吱咯吱”响，像踩着满地的雪，笑得眼睛眯成了缝：“像裹着棉花糖！还软乎乎的！”

阎埠贵的目光落在墙角的纸箱上，里面是液晶电视机厂刚送来的样品，一台21寸的彩色电视机，屏幕上正播放着天安门的画面，红旗飘得像团火。技术员正用绒布擦着屏幕，说这是厂里自主研发的“红星牌”，清晰度比进口的还好，价格却便宜三成，“零件都是咱自己造的，昨天测试时，连修收音机的老周都来看了，说比他那宝贝匣子清楚十倍。”“等国庆节，就给学校摆几台，让孩子们看看天安门的升旗，看看国旗多红。”阎埠贵摸着屏幕，忽然想起什么，“把我写的那几首歌刻成碟，到时候放给孩子们听，让他们跟着唱。”

他从抽屉里拿出个蓝布封皮的本子，边角磨得发毛，里面是手写的歌谱。《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旋律旁，标着“童声合唱，升调，要像小鸟飞起来”；《社会主义好》的结尾处画着个小喇叭，写着“要唱得有劲儿，能震得窗户纸发抖”；《一分钱》的歌词下面，小梅用彩笔涂了个亮晶晶的硬币图案，边缘还点了圈小星星。只有《美国佬是强盗》的谱子上，批注着“节奏要铿锵，像敲战鼓，像咱工人炼钢的锤子”，那是他听了太多华侨被欺负的故事，夜里攥着笔写的，纸页上还留着几滴晕开的墨迹，是当时不小心掉的眼泪。

“阎校长，出版社来人了，说您的小说要加印！”教导主任老李举着本《铁道游击队》进来，封面上是他亲笔题的字，笔锋刚劲得像铁轨，“他们说这书在部队里都传开了，战士们训练完就围着看，说比看电影还带劲，指导员都拿去当教材了！”

阎埠贵翻开书，扉页上有他写的题记：“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铁道线上拼过命的英雄”。墨迹已经干透，却像还带着温度。这是他前两个月写的，每天凌晨四点起来写，屋里的炉子灭了也不知道，手冻得握不住笔，就放在嘴边哈气，写了整整三个月，光是采访笔记就记了五本，纸页上沾着茶渍、墨点，还有次不小心洒的酱油——那天正写到紧要处，爱人喊他吃饭，手里的笔没放稳。另一本《平原游击队》也快定稿了，昨天出版社的编辑来看稿，拍着大腿说“李向阳的形象活灵活现，就像站在眼前，手里的枪都快冒火了”。

傍晚时分，太阳能灯准时亮了，两盏灯把操场照得像铺了层白银，连孩子们跳绳时扬起的灰尘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