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泽山者，万数矣，......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

同时，刘文静又和李渊的心腹晋阳宫监裴寂交情不错，于是便让裴寂不断劝说李渊起兵反隋。所以，史书中评价刘文静在晋阳起兵过程中的表现是“定非常之谋”。后来，李渊在对晋阳起兵论功的时候，将刘文静和李世民、裴寂列为头功第一等。可以说，李渊晋阳起兵，刘文静是立下大功的，此后，刘文静逐渐成为了李世民的头号谋臣。

在起兵的力量积蓄得差不多之后，接下来，李世民便是要试图说服李渊起兵反隋。正好，当时就有一个契机。

雁门之围后，隋朝与突厥的外交关系彻底破裂。突厥经常派兵入侵隋朝的北部边境，而李渊所管辖的山西河东地区，正是直面突厥南侵的第一线。有一次，突厥大举兴兵进犯河东重镇马邑(今山西朔州)，马邑正好是李渊的管辖范围。于是，李渊派遣虎牙郎将高君雅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共同领兵，迎击突厥，结果遭遇大败。

隋炀帝对于处置败军之将的手段一直是非常严苛的，李渊打了败仗，毫无疑问，隋炀帝肯定是要问罪的。于是，李世民抓住这个契机，趁机向父亲李渊进言，劝说李渊举起义旗，起兵反隋：

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资治通鉴》)

最终，在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等人的合力劝说下，以及在多方势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李渊最终在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于晋阳正式起兵反隋，率领三万义军，向长安关中进军。

综合以上种种所述，有人或许会觉得，整个晋阳起兵好像都是李世民的手笔，李渊在其中的戏份少之又少。事实真的如此吗？显然不是，我们研究历史，往往都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用一种唯物史观看待历史事件。

也许，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李世民是一个老实人，不太会争权夺利，权谋诡斗。所以，在唐朝建立之后，处处受到父亲李渊和大哥李建成的猜忌与打压，最后被逼无奈，不得以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逼迫父亲李渊退位。

那么，李渊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根据两《唐书》、《资治通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