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得以继位，是为成宗。[77]此事虽拿秦玺做文章，但与前代的情况已有所不同，应视为一个特例。其实元朝并不看重传国玺，郝经说：“近世金亡而获秦玺，以为亡国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为宝。”[78]可以为证。崔彧献秦玺，分明是临时应急之举，当时翰林学士承旨董文用的一番话说得相当露骨：“斯玺也，自秦迄今千六百余载，中间显晦，固为不常。今者方皇太孙嗣服之际，弗先弗后，适当其时而出，此最可重者。”[79]可见这秦玺是怎么回事儿了。此事充其量可以说明当时传国玺在世俗观念中仍有一定影响。

到了明清时代，虽然还时有“秦玺”复出的消息，但却再也不会有人信以为真或以假当真了，这说明传国玺已不具有任何政治号召力。弘治十三年（1500年），陕西鄠县民毛志学获玉玺于泥水之滨，“陕西巡抚熊翀以为秦玺复出，遣人献之。礼部尚书傅瀚言：‘窃惟玺之用，以识文书、防诈伪，非以为宝玩也。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以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帝从其言，却而不用”。[80]还有一次是在天启四年（1624年），“临漳民耕地漳滨，得玉玺”，印文与秦玺同，河南巡抚程绍奏闻于朝：“秦玺不足征久矣。今玺出，适在臣疆，既不当复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间。欲遣官恭进阙廷，迹涉贡媚。且至尊所宝，在德不在玺。故先驰奏闻，候命进止。”[81]此事后来没有下文，大概是不了了之了。

清高宗写过一篇《国朝传宝记》，最能反映明清时代政治家对传国玺的真实心态：

若论宝，无问非秦玺，即真秦玺亦何足贵！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时，奏进属员浚宝应河所得玉玺，古泽可爱，文与《辍耕录》载蔡仲平本颇合。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玩好旧器而已。夫秦玺煨烬，古人论之详矣，即使尚存，（嬴）政、（李）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朕尝论之，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宝虽重，一器耳；明等威、征信守，与车旗章服何异。德之不足，则山河之险、土宇之富，拱手而授之他人，未有徒恃此区区尺璧足以自固者。[82]

按《辍耕录》卷二六据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转载传世秦玺印文摹本两种，一为向巨源本，一为蔡仲平本。乾隆三年所获“秦玺”，即与蔡仲平本相同，但却被高宗指为“好事者仿刻所为”。我们看到，明清时代政治家对传国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