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如汉、唐、宋升中之诬，即刻玺亦非供封禅之用也”。[69]这意味着明清时代的政治家已经完全认同了宋儒对封禅的价值判断。

（三）传国玺的沦落

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秦之传国玺被视为正统王朝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史载秦始皇以和氏璧（一说蓝田玉）造传国玺，印文八字，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于是“自秦以后，相传以为受命玺。得其玺也，遂传以为真有受命之符；无是玺也，乃至目之为‘白板天子’”。[70]“天下之人，遂以为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玺，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或以之纪年，或假之建号”。[71]历代正统之争，传国玺往往是焦点所在，因为德运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意念，它需要一种物化的信据来加以证明。

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宋代。哲宗绍圣五年（1098年），咸阳民段义以所获玉玺上之于朝，遂诏翰林院、御史台、礼部、秘书省集议以闻，皆以为“是汉以前传国之宝”，于是哲宗“择日祗受”，并改元为元符。[72]不过许多宋代士人并不相信这一神话，李心传、赵彦卫等人都认为，真正的秦玺早已毁于汉末董卓之乱。[73]明人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是又作天书之故智也！天书号年为祥符，秦玺号年为元符。既绍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绍述其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异哉。”[74]

虽然宋代政治家还在继续玩弄这套传统的政治把戏，但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已经走出了传国玺的政治迷信。刘恕曾向司马光坦陈他的观点：“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是神器大宝，必当扼喉而夺之，则乱臣贼子，释然得行其志矣。”[75]刘恕对传国玺的否定是彻底的，他不是指责秦玺的不可信，而是根本就不承认秦玺的价值，不认同神化秦玺的那种正统观念。胡寅也说：“使秦善也，而玺无所本，固不当法；使秦不善也，而玺虽美，击而破之为宜，又何足传也。”[76]宋儒对传国玺的彻底否定，使它不再被人们视为一个政治文化符号，从而决定了它走向沦落的宿命。

不过，元代还发生过一桩与秦玺有关的政治事件。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世祖忽必烈死后，宗室诸王会集上都，议立新君。当时皇位的主要争夺者是真金长子晋王甘麻剌和三子铁穆耳，由于兄弟二人势均力敌，历经三个多月仍无法确定皇位继承人。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御史中丞崔彧将一枚据说是得自木华黎后人家中的传国玺献给铁穆耳的生母皇太妃，铁穆耳最终在重臣伯颜和玉昔帖木儿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