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示姜君馀杭先生绪论各节，与弟所述小有异同。弟侍馀杭先生或后于姜君，似以姜君之言为近是姜君拥护师门，惧为耳食之言所厚诬，且不为调停之说以阿时，殊深敬佩。兹复将先生自书之言或他人所录曾经鉴定者，移录于次，以供参验，可乎？

（一）以今文疑群经先生去秋作制言发刊词宣言有曰：“今国学之所以不振三：一日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学为帐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又先生《汉学论上》有曰：“清时之言汉学，明故训，甄制度，使三礼辨秩，群经文曲得大通，为功固不细。三礼而外，条法不治者尚过半，面末流适以汉学自弊，则言《公羊》与说彝器款识者为之也。循《公羊》之说，周可以黜，鲁可以王，时制可以诡更，事状可以颠倒。以《春秋》为史耶，则沈约、魏收所不为；坚指以为经耶，则吴广之帛书，张角之五斗米道也。清世言《公羊》已乱视听，今《公羊》之学虽废，其馀毒遗ン犹在。人人以旧史为不足信，而国之本实蹶矣。”按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则群经之可读者鲜矣；崔适《史记探源》出，则史之可读者鲜矣。近之以尧舜神禹为虚造者，实自康崔诸为今文学者启之，宜先生之为此言也。

（二）以赝器仇正史说详先生星期讲演会记录第四期《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二十四年五月刊行），有曰：“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器物有，即可证其必有，无则无从证其有无。余谓此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馀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弃，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即如西域三十六国，向无史乘，倘今人得其器物，则可资以为证耳。其次已有史乘，而记载偶疏，有器物在，亦可补其未备。如列传中世系籍贯历官之类，史或疏略，碑版在，即可藉以补苴，然此究系小节，无关国家大体。且史乘所载，不下万余人，岂能人人尽为之考。研求历史，须论大体，岂暇逐琐屑之末务？况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汉二字，知秦汉二字之意义者，独非史乘所诏示耶？如无史乘，亦无从知秦汉二字为何语也。即如陕西出土之秦汉瓦当，知陕西为秦汉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据史乘然后知瓦当为秦汉之物，否则又何从知之？且离去史乘，每朝之历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仅如断烂朝报，何从贯穿？以故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作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