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河的上访材料。那是一沓厚厚的A4纸，打印的，有些页面上有手写的批注，字迹潦草，像是有人在匆忙中写下的。陆沉一页一页地翻着，目光在每一行字上停留。材料的内容很详细——工地的地质勘探报告与实际情况不符，中标价格高于市场价百分之三十，施工方不具备相应资质，工程监理形同虚设，王怀安在项目审批中的签字记录，周明远在举报材料上的处理意见，李建国在现场的指挥调度。

每一件事都有据可查，每一个数字都有出处，每一个名字都有对应的职务和职责。这不是一个普通退休教师能写出来的材料——这需要专业知识，需要调查能力，需要对政府运作程序的深刻理解。

沈清河是一个中学老师，他不懂这些。但沈砚懂。沈砚是法医，他懂证据，懂程序，懂如何将一个复杂的事件拆解成一个个可验证的事实。这些材料，很可能不是沈清河写的，而是沈砚写的。

陆沉将上访材料放到一边，拿起了另一份文件——沈清的尸检报告。报告是北城县公安局法医室出具的，签字的法医叫吴建国，已经退休了。报告上写着：死亡原因，颅脑损伤合并胸部挤压伤。没有提到任何可疑之处，没有提到任何异常情况，干净得像一张白纸。

但陆沉知道，沈清的尸体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在挖掘机驾驶室里被压了将近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挤压，足以改变很多痕迹——足以让一个原本可以被发现的问题，变成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他将尸检报告放下，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沈砚站在沈清的尸体前，穿着白大褂，戴着乳胶手套，手里拿着一把解剖刀。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但他握着解剖刀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不是恐惧，不是紧张，而是愤怒。一种被压制的、被隐藏的、像地壳深处的岩浆一样的愤怒。

陆沉睁开眼睛，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几个词：“动机：为兄复仇。强度：极高。持续性：七年。”他在“七年”两个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写了一个词：“执念。”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街道。北城县的冬天，阳光很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街上行人如织，卖烤红薯的老头推着车从他面前经过，红薯的焦香钻进鼻腔。一个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蹦蹦跳跳地走过，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

这个世界还在正常运转。没有人知道，在这个正常的、平静的、普通的世界里，有一个年轻人刚刚杀了三个人。也没有人知道，那个年轻人可能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