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安家的厨房里，每天晚上九点五十五分，会亮起一盏灯。

不是客厅的大吊灯，不是走廊的壁灯，而是厨房水槽上方那盏小小的、嵌入式的LED灯。灯光是暖白色的，照在白色的瓷砖上，反射出一种柔和的、像奶油一样的光泽。这盏灯是王怀安的妻子王秀兰专门安装的——她说晚上起来喝水的时候，太亮的灯会刺眼，太暗的灯会看不清，这种暖白色的、五瓦的灯刚刚好。

但在过去的半个月里，每天晚上九点五十五分打开这盏灯的人，不是王秀兰，而是王怀安自己。

他失眠。他睡不着。他每天晚上靠地西泮和温牛奶来强迫自己的身体进入睡眠状态。牛奶是他自己热的，因为他妻子睡得很早，他不忍心叫醒她，也不想让她看到自己每天晚上吃药时那种狼狈的样子——手指发抖，药片掉在地上，找半天找不到，最后跪在地板上用手掌把整片区域摸一遍。

王怀安不知道的是，他每天晚上喝的温牛奶里，多了一样东西。

沈砚是在周明远死后的第二十二天，开始执行心理诱导计划的。这个计划比窗户改造更精密，比药物替换更隐蔽，比之前的一切都更加不可追踪。因为这一次，他不需要在王怀安的身上留下任何物理痕迹——不需要毒物，不需要药物，不需要任何能被实验室检出的化学物质。他只需要在王怀安的大脑里种下一颗种子，然后看着它发芽、生长、开花、结果。

这颗种子的名字，叫做恐惧。

周二晚上九点四十分，沈砚从家里出发。他穿着那件黑色的长款羽绒服，帽子拉得很低，双手插在口袋里，步态正常，呼吸平稳。他的背包里装着今晚需要的工具——一支微型注射器，针头极细，零点三毫米，穿刺后几乎不留痕迹；一小瓶无色无味的液体，右美托咪定，高纯度，用生理盐水稀释到百分之零点零零一的浓度；一个巴掌大小的微型音响，可以播放二十赫兹到二百赫兹的低频白噪音，电池续航十二小时；还有一个手机大小的遥控器，可以在五十米范围内控制音响的开关和音量。

他走了四十分钟，到达城西别墅区。这一次，他没有翻墙，而是从正门走进去的——他穿着燃气公司的工作服，戴着工牌，手里提着一个工具箱，看起来像一个夜间抢修的维修工人。门口的保安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的工作服上停留了两秒，然后移开了。沈砚刷了一下那张他提前准备好的门禁卡——不是复制品，是一张真正的、在有效期内的门禁卡，来自一个已经搬走的住户，他在网上花了两千块钱买到的。

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