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安坐起身，拿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凉的像一把刀，从喉咙一直割进胃里。他将水杯放下，掀开被子，下了床。他走到卧室门口，打开门，走进了客厅。

客厅的落地窗在黑暗中像一面巨大的黑色的镜子，映出他自己的影子——一个头发蓬乱、脸色苍白、眼袋浮肿的中年男人，穿着皱巴巴的睡衣，赤着脚站在地板上，像一个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鬼魂。

他不敢靠近那扇窗户。他站在客厅的中央，距离窗户还有四五米，但他的腿已经在发抖了。他转过身，走进了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双手捧着杯子，站在灶台前，一口一口地喝着。水很烫，烫得他嘴唇发麻，但他没有停下来。

他需要温暖。他需要让自己相信，他还活着，还有温度，还没有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喝完水，他将杯子放在灶台上，走回了卧室。他关上门，反锁，然后将床头柜推到了门后面，顶住门。他知道这样挡不住任何人——如果凶手真的来了，一扇门、一个床头柜，跟一张纸没有区别。但他需要这样做。他需要让自己相信，他做了一些事情来保护自己，他不是完全无助的。

他躺在床上，将被子拉到下巴，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在黑暗中泛着微微的灰光。他盯着那片灰白，脑海中浮现出那封信上的字：“你杀了沈清。”

他没有杀沈清。他没有杀任何人。他只是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句“这件事你处理一下”。然后沈清就死了。这不是谋杀，这是工作。这是一个副县长在处理一个可能影响县里重大项目推进的“不稳定因素”。他做了他该做的事，他做了任何人在那个位置上都会做的事。

这些话在他的脑海中反复回响，但他自己都不相信了。

王怀安在城东的房子里躲了三天。

三天里，他没有出门，没有见任何人，没有接任何电话。他的手机调成了静音，扔在客厅的沙发上，屏幕上有三十七个未接来电和九十二条未读消息。他没有看，不想看，不敢看。他怕看到刘建明的名字，怕看到“失踪”两个字，怕看到任何能让他想起沈清案的东西。

他的秘书小刘给他发了十几条消息，从“王县长您在哪”到“王县长您没事吧”到“王县长我报警了”。王怀安看到“报警”两个字的时候，手指抖了一下，然后将手机翻过去扣在沙发上，走进了卧室。

他不能报警。报警意味着警方会介入，警方介入意味着调查，调查意味着沈清案可能会被重新翻开。而他不能让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