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安挂了电话，将信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他看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将信折好，重新放回口袋。他不会把这封信交给任何人。这封信里写着“你杀了沈清”五个字，这五个字一旦被警方看到，就会变成一条线索，一条指向七年前的沈清案的线索。而他不能让任何人把沈清案和他联系在一起。

所以他不会把信交给警方。他刚才打那个电话，只是想知道孙局长会怎么反应。孙局长的反应很谨慎，没有追问信的内容，没有主动提出立案，只是说“派人来取”。这说明孙局长也不想深究。一个不想深究的公安局长，在北城县的官场上，是最安全的合作伙伴。

王怀安拿起手机，又拨了一个号码。这次是打给他的秘书小刘。

“小刘，你帮我找几个保安公司的人，要最好的，不要本地人，从省城找。明天就要到位。”

“好的王县长，我马上联系。”

王怀安挂了电话，将手机放在桌上。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手指不再敲了。办公室很安静，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砰砰砰，砰砰砰，又快又乱，像一个快要散架的钟摆。

他没有去上班。那天上午，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没有见任何人，没有接任何电话。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像一个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他的大脑在反复回放七年前的那个下午——沈清的挖掘机侧翻在基坑里，驾驶室变形严重，沈清被卡在座椅和方向盘之间，满脸是血。他站在工地上，远远地看了一眼，然后转身对李建国说：“处理好，别留尾巴。”

七年了。他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永远不会再有人提起。但现在，有人提起了。那个人不是用嘴提的，是用命提的。李建国的命，周明远的命，也许还有刘建明的命，也许还有他自己的命。

王怀安睁开眼睛，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县政府大院的院子，阳光很好，照在水泥地面上反射出一片白花花的光。但他的手在发抖，他的腿在发抖，他的整个身体都在发抖。不是因为冷——办公室的暖气开得很足。是因为恐惧。一种从骨头里往外渗的、无法控制的、像毒液一样蔓延的恐惧。

他转过身，拉上了窗帘。他不想看到窗外。不想看到那栋楼，那个广场，那片天空。他只想待在这个房间里，这个没有窗户的、封闭的、安全的房间里。

下午三点，王怀安离开了办公室。他没有让司机送，自己开了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从县政府后门出去了。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行踪。他不想让任何人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