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他哭不出来。他的眼泪在七年前沈清死的那天就已经流干了。那天他站在工地上，远远地看着那台侧翻的挖掘机，看着那些血和泥土混合在一起的液体从驾驶室里流出来，他的眼睛湿了一下，然后他就把眼泪收了回去。一个副县长不能在一个死人面前哭。一个县长更不能。

但现在，没有人看到他的时候，他还是哭不出来。他的身体在发抖，他的心脏在狂跳，他的冷汗在流，但他的眼睛是干的，像两口干涸的井。

他在地上坐了大约十分钟，然后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坐下。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小刘，你把今天的行程全部取消。上午的会我不去了，下午的调研也不去了。谁问都说我身体不舒服。”

“好的王县长。”

王怀安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他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咚咚咚，咚咚咚，节奏很乱，不像节拍器，像一颗即将爆炸的心脏。

他开始想一个问题：这封信是谁写的？

答案几乎是显而易见的。沈清河的儿子，沈砚。那个在省厅实习过的法医，那个在门口用一双冷得像手术刀一样的眼睛看着他的年轻人。他有动机，有能力，有机会。李建国和周明远死了，刘建明失踪了，下一个就是他。信上写得清清楚楚——“你是最后一个。”

王怀安睁开眼睛，拿起手机，拨了县公安局孙局长的号码。

“老孙，我是王怀安。我收到一封恐吓信，有人要杀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孙局长的声音很低，很谨慎：“王县长，信上写了什么？”

“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派人来取一下，帮我查一下是谁写的。”

“好，我马上派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