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的死讯传到周明远耳朵里，是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一早晨。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七点二十分出门，步行去纪委大楼。秋天的北城县，早晨的空气里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路边的梧桐树叶子开始发黄，风一吹就沙沙地响。他走在人行道上，步子不快不慢，背着手，微微仰着头，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走路姿势——一个纪委副书记该有的派头。

手机响了。是建设局办公室主任打来的，声音压得很低：“周主任，李建国李科长昨晚没了。”

周明远的手在裤兜里攥紧了手机。他的脚步没有停，表情没有变，但声音比平时低了几度：“怎么回事？”

“说是心梗，在车里，开着开着就不行了。”

“确定了？”

“确定了。家属已经认了，殡仪馆那边也去了。”

周明远沉默了几秒，说：“我知道了。”

他挂了电话，继续往前走。脚步没有加快，没有放慢，脊背依然挺直。但他的大脑已经在高速运转——李建国死了。心梗。在车里。

李建国有冠心病，这他知道。李建国喝酒不要命，这他也知道。一个冠心病患者酒后心梗猝死，听起来合情合理，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但周明远做了二十年纪检工作，见过太多“合情合理”背后的“不合情理”。他的职业本能告诉他，每一个“巧合”都值得被多看一眼。

李建国是沈清案的关键知情人之一。他是市政工程科的科长，当年垃圾填埋场项目的审批和验收都经过他的手。沈清的挖掘机侧翻事故发生后，李建国主导了“操作失误”的定性。他还记得那天李建国在电话里的声音：“放心吧周主任，现场我已经安排好了，不会有问题的。”

七年过去了。“不会有问题的”那个人，现在死了。

周明远走进纪委大楼，刷卡，等电梯，上楼，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他没有开灯，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里装着一沓复印件——七年前沈清案的举报材料。这些材料的原件已经被他亲手送进了碎纸机，但他在碎掉之前留下了一份复印件。不是因为他想留证据，而是因为他需要知道沈清河手里到底有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他翻看着那些复印件，一页一页地，目光在每一行字上停留。沈清的材料写得很详细——工地的地质勘探报告与实际情况不符，中标价格高于市场价百分之三十，施工方不具备相应资质，工程监理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