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下午五点半，沈砚从家里出发。

北城县的十一月，天黑得早。五点半的时候，太阳已经沉到了西边楼群的后面，天边只剩下一抹暗红色的余晖，像一块即将熄灭的炭。街道上的路灯还没亮，建筑物和树木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交叠在一起，在地上织成一张灰色的网。

沈砚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马甲，里面是深灰色的卫衣，背着那个已经用过的双肩包。包里装着今晚需要的一切：白色衬衫、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一条深蓝色的领带，以及一个巴掌大的硬质塑料盒。塑料盒里放着那支微型离心管，管里是棕黄色的丹参提取物粉末。

他没有带任何多余的东西。没有手机——他将手机关机后锁在了家里的抽屉里。没有钱包——口袋里只有一张五十元纸币和几枚硬币。没有身份证——今晚的他，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他步行了四十分钟，到达了那家私人会所附近。这一次，他没有直接靠近会所，而是在距离会所五百米的一个街角停了下来。那里有一家小旅馆，门口挂着“钟点房五十元”的牌子。沈砚走进去，用现金开了一间钟点房，两个小时。

房间在三楼，窗户朝南，正对着会所的方向。沈砚站在窗前，用随身携带的小型望远镜观察了会所的周围。一切如常——大门两个保安，后院三个探头，东南角的大槐树依然枝叶茂密。他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这是他在进入行动状态前最后一次看时间。六点十分。

他拉上窗帘，打开了房间的灯。灯是节能灯，白光，照在白色的墙壁上，整个房间亮得有些刺眼。沈砚将背包放在床上，取出里面的衣物，一件一件地展开，放在床尾。

然后他开始换装。

他先脱下了羽绒马甲和卫衣，换上白色的衬衫和黑色的西裤。衬衫是免烫的，领口挺括，袖口的纽扣是贝壳质地的，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珠光。他将衬衫下摆塞进裤腰，系好皮带，然后穿上了黑色皮鞋。皮鞋是新的，鞋底的花纹还很清楚，走在地板上会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他对着房间里那面不大的镜子，打好了领带。深蓝色的领带，温莎结，打得端正而结实。然后他用手沾了点水，将头发向后拢了拢，露出额头。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像是换了一个人——不再是那个穿着卫衣、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而是一个训练有素、举止得体的酒店服务生。

他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小号的腰包，系在腰上，塞在衬衫下摆里面。腰包里装着那个塑料盒和一支微型手电筒。他将衬衫拉平，确认腰包不会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