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的闹剧，心跳稳定在每分钟七十二次。他在观察，在记录，在等待。

闹剧持续了大约十五分钟。然后摩托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出了小区，引擎声渐渐远去，像一群苍蝇飞走了。

沈砚放下窗帘，走出房间。客厅的灯亮着，母亲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但她的手在发抖，毛衣针碰在一起发出细微的叮叮声。父亲站在阳台上，背对着客厅，肩膀微微耸起，像一只竖起羽毛的老鹰。

“没事。”沈砚说，声音很轻，但很稳，“就是几个喝多了的小年轻。”

母亲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她低下头，继续织毛衣，但毛衣针的叮叮声更响了。

沈砚走到阳台上，站在父亲身边。沈清河没有说话，他的目光落在楼下的空地上，那里还有摩托车轮胎留下的黑色印记。

“爸，回屋吧。”沈砚说。

沈清河缓缓转过身，看着沈砚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沈砚很少见到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沉的、疲惫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的悲哀。

“小砚，”沈清河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你是不是在做什么事？”

沈砚看着父亲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倒映着阳台上的灯光，像两颗快要熄灭的星。他想说“没有”，但他知道这个谎言在父亲面前毫无意义。沈清河当了三十年的老师，见过太多的学生说谎，他分得清真话和假话。

“我在保护这个家。”沈砚说，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空气里。

沈清河看着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放在了沈砚的肩膀上。那只手很重，重得像一块石头，但也很暖，暖得像冬天的炉火。

“小心。”沈清河只说了一个词。

然后他转身走进了屋里。

沈砚站在原地，肩膀上的温度还在。他深吸了一口气，夜风灌进肺里，凉的，带着初冬特有的干燥和清冽。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北城县的夜晚看不到几颗星星，只有一弯月亮挂在楼顶的斜上方，又细又白，像一把刚刚磨过的镰刀。

第三天，骚扰变得更直接了。

下午三点，沈砚的母亲张秀兰去菜市场买菜，回来的路上被三个年轻人堵在了小区门口。他们穿着黑色的卫衣，帽子拉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为首的一个叼着烟，斜着眼睛看张秀兰，嘴角挂着一丝轻蔑的笑。

“你是沈清河的老婆？”他问，声音很大，像是在故意让周围的人都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