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沉默。然后，帐帘被一只颤抖的手从里面掀开。潘折扶着帐柱，艰难地挪了出来。他裹着一件厚实的旧袍，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干裂，只有颧骨上还残留着病态的红晕。他站在晨光里，身形摇摇欲坠，却努力挺直了脊背。

所有人的目光都钉在他身上。那目光复杂极了，有同情，有恐惧，有审视，也有一种“看，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的隐秘庆幸。

潘折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避开那些目光，看向地面，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昨日……午时，在隔离区外围处理污物桶后……我，我急着去取新到的石灰，以为只是外围，风险不大……洗手时，省去了用皂荚搓揉指缝和甲缘的步骤，只在水里匆匆涮了三下。”他顿了顿，呼吸急促起来，“我以为……没事的。就这一次。”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变成了哽咽。那不是表演，是发自肺腑的悔恨和羞愧。他抬起头，眼眶通红，看向颜白，又看向那些昔日的同伴：“我错了……校尉反复强调，一步都不能省……我，我害了自己，也……让大家害怕了。”

空地上鸦雀无声。只有晨风穿过营旗的猎猎声响。潘折的坦诚和虚弱，像一把钝刀子，割开了每个人心里那层侥幸的薄膜。原来，疏忽一次，真的会这样。原来，病魔离得这么近。

颜白走到木案后，案上放着几样东西：两个用油纸仔细封好的小陶碟，旁边摊开一卷粗糙的麻纸，上面用炭笔记录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和数字。他拿起其中一个陶碟，小心地揭开油纸。

“这是潘折发病前一日，从他常洗手的水盆边沿刮取的垢痕。”颜白的声音冷静得像在陈述一个实验数据，“透过镜筒，可见其中活跃的微虫，数量约为……”他指向麻纸上的一个标记，“每视野，三十到五十。”

他又拿起另一个陶碟。“这是他发病后，从他呕吐物附近采集的样本。”他揭开油纸，目光扫过众人，“同样的视野，微虫数量，超过三百。而且，形态更为活跃、密集。”

没有人真正看到那所谓的“微虫”，但颜白平静的叙述、精确的数字、以及那两个看似普通却仿佛承载着无形恐怖的陶碟，构成了一种更具压迫感的真实。那不是鬼神的虚无缥缈，而是可以用数字衡量、用规则防御的、具体的威胁。

“自防疫十则颁布至今，”颜白将麻纸完全摊开，手指点过上面几行用朱砂特别圈出的记录，“凡严格遵循每一步骤，无一次遗漏者，共计二十七人，至今无一人出现发热、呕吐等疫病征象。”他的手指移到旁边几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