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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印量越大，平均成本还会进一步降低。

再算上公司运营、员工薪酬等各项开支，维持一份日销十万份的报纸，每月的总成本也不过百万港币，何安完全有能力承担。

关键在于，免费报纸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难以推行。

首先，免费报纸的盈利模式主要依赖广告收入和扩大社会影响力，这意味着必须让尽可能多的香港市民接触到这份报纸。

只有阅读人群广泛，广告商才会愿意投放广告，从而增强报纸的影响力。

但如何送达市民手中？自然是通过报摊、书店等渠道。

然而，免费的东西虽然受到市民欢迎，却可能遭到售卖报纸和书籍商家的抵制。

因为免费报纸无法为他们带来利润，甚至可能影响到其他付费报纸的销售。

久而久之，哪个商人愿意牺牲自己的收益来销售免费报纸呢？

其次，不能过高估计公众的道德水平。

免费报纸极有可能被某些人大量领取，用于如作燃料、垫地板乃至不雅用途，甚至废品回收站的小贩也会乐于每日在免费报纸发放点“进货”，转手卖出换取利益。

相比之下，同行因免费报纸而发起的反对浪潮反而是相对较小的问题了。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纸质媒体若要免费，除非是拥有无法估量的财富，不在乎报纸被当作燃料或废品处理。事实上，香港报业历史上曾经尝试过免费模式，但均以失败告终，存活时间不过寥寥数日。

基于上述考量，何安最终放弃了永久免费的构想。

他不是不明智的人，因此决定仅在新版报纸的前十期刊实行免费策略，以此吸引潜在读者。这就好比网络小说，初期的免费章节是为了吸引广大读者的注意力。

走进《天天日报》总部，韦建邦带着六个部门负责人站在他的办公室里，唯有何安能坐在社长的椅子上。

何安坐定后，问众人：“谈谈你们对明日报纸发行的打算。”

其他六人齐刷刷看向韦建邦，何安留意到这一点，显然韦建邦的S级能力已迅速帮助他确立了领导地位。

而面对何安的提问，韦建邦其实并未深思熟虑，只好硬着头皮答道：“我们的销售渠道依旧畅通，之前合作的报摊老板们也愿意继续与我们携手。明天报纸一旦印制完成，我们可以雇佣人手直接配送到他们那里。”

何安未作评论，韦建邦的方案虽稳妥，却缺乏创新，与S级人才的应有水准不太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