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之十一，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点四，达到了冷战时期的最高点，也是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极限。

问题是，军费开支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了与“国家战略防御系统”有关的项目上。

也就是说，实际用于军备采购的费用并不多。

在此之前，中国的军备采购与研制费用一般占军费的百分之三十五，其中军备采购费用在军费中的比例在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二十一之间，而在一九八二年之后，这个比例降低到了百分之十二到十五之间。

显然，军备采购费用在军费大规模增长的同时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降低。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在巨额军火贸易中获得的巨额利润，中国的军火企业就不可能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把新式武器装备出售给中**队，而中**队也就不可能在采购经费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完成装备换装。

事实上，巨额军火贸易，等于把装备的研制费用转嫁给了第三方。

拿J-80来说，中**方的采购价格实际上没有包括研制费用，仅出口的J-80就分摊了全部研制费用，还为军火商提供了足够的利润。这样一来，中国空军在采购J-80时，只需要支付生产成本。

显然，没有伊朗革命，也就没有来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巨额军火订单，也就不会有八零年代的海量军火贸易。

也正是如此，才促成了中国对伊朗实施孤立政策。

说白了，一个对周边国家构成了严重威胁的伊朗，恰好符合中国的利益，特别是军火集团的利益。

只是，伊朗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军火贸易上的好处。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