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事遂一主于和。闻道光二十二年间，大学士王鼎方自东河查勘回，闻和议痛哭，争不能得，以忧死。其病剧时，召门下士至卧榻前，伏枕流涕，授遗折数千言，力排和议之非，而斥穆彰阿之奸。卒为穆彰阿所泥，不得上。王鼎殁，祁寯藻亦尚力争，然寯藻在军机为后进，且汉大臣，不能决事，故穆彰阿愈得志。已而白门和局既定，宣宗退朝后，负手行偏殿上，一日夜未尝暂息，内侍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宣宗顿足长叹。旋入殿，以朱笔草草书一纸，封缄甚固。时宫门未启，命内侍持往枢廷，戒之曰：“但与穆彰阿，毋为祁寯藻所知。”盖即谕议和诸臣于和约画押之廷寄也。观此则穆彰阿于是时，必有危言耸论，挟制宣宗，使其不得不从者。自是宣宗忽忽不乐，以至谢天下。

迨文宗嗣位数月，颁示腾黄，为林则徐雪冤，而著穆彰阿之罪曰：“大学士穆彰阿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洋务，穆彰阿倾排异己，殊堪痛恨。若一旦置之重法，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叙用。”于是主战主和之功罪是非，千秋论定。而枋政之臣，欲以掩天下后世之耳目，不可得矣。

耆英

耆英，于道光壬寅癸卯甲辰间，倚畀最重之人也。初为广州将军，继任两江总督，复为两广总督，又晋擢大学士。主眷之隆，一时罕匹。然而白门订约，一任朴鼎查之挟持，无纤悉磋磨之可望。及办广州善后事宜，又畏英人如虎。设无粤民义愤，以左右其间，又将任英人入城，致省垣几为其所踞。至咸丰初，追责其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抑民奉敌，罔顾国家之状，贬为员外郎。

迨咸丰八年，大沽事起，惠亲王绵愉、宗室尚书端华、大学士彭蕴章等，联衔奏保其熟悉外情，请弃瑕录用，以观后效。文宗召之入见，耆英遂造膝请陈：自称当时此势，惟有独任其难。文宗諈诿者再，密谕其自展谟谋，不必附合桂良，致涉拘泥。盖于此欲以和为战也。因赏给侍郎衔，令其驰赴天津。比至，往拜英使，拒而不见。桂良闻之，惧和议因此中阻，乃有奏请召回耆英事。

耆英之不礼于英使也，当时但言其与英人有隙。然究其不礼之由，盖因任两广总督时，曾奏告宣宗，谓外人只可计诱，是以用温言抚慰之。且其中，又有藐视英人语。及耆英抵津门，英法之译人，以此等奏章予耆英视之。耆英自觉无颜，乃退而思避。甫至通州，朝命适下，着其仍留天津，自行酌办。耆英不再折回，径由通州入都矣。

既入都，旋以书告僧格林沁，谓某日可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