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优惠，资本超过五万贯的则取消税收优惠。这里需要说一下的是，商家的登记资本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只有登记后才能取得进行商业活动的‘商引’，否则就是非法经营，一但被官府查获，将被面临严厉的处罚，不仅倾家荡产还要入狱甚至杀头，就是外地的商家来江南做一次生意也要取得‘临时商引’；其次登记的资本额也就限制了商家的经营规模，比如登记了五千贯的资本额，如果买卖了一万贯的货，那就是违法，一但被查获，多出来的部分要全部没收，二次被查获则没收全部货物且东家要吃官司，所以要想做大买卖必须登记大资本，当然资本要经官府实验后方可登记，同时资本额也是衡量税额的一个重要基础，比如五万贯的资本只交几十贯的税就是绝对有问题的。为了控制税源，金陵府模仿京城长安，在金陵和各州府及浏河港、和州港内设专市进行贸易，而对市外的小商铺、酒楼、旅店、作坊等不便集中交易的店铺或匠铺则采用固定税额的形式收税，这些在劝商令的细则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为此金陵府专门成立了税监，专门负责税收的稽查和度支。

虽然工商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土地改革进展却并不大，这里面主要由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

从主观上说，金陵府有意放慢了改革的进度，在保证农民基本用田的前提下，扩大了官府控制田，以低地租的方式出租给大量新迁的农民，以控制租赁市场。其次则集中精力重点进行土地测量清查和解决籍外田问题，大历二年夏收时，纳税的田亩已达七十万顷，近十五万顷籍外田以没收或赎买的方式被官府控制，这样江南东道十五州中被金陵府直接控制的土地不算军田已达二十五万顷，另外分给农民的土地达到十万顷，但就是这样，对于江南东道的九十万顷土地来说，还有六成被大户或豪强所控制。

从客观上来讲，工商业的兴盛真正吸引地主投资的还只是少数，因为从本质上江南东道还是属于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土地观念已深植人心，江南东道限田令的修正也给了无数地主以喘息之机，慢慢的很多人都误以为限田令已经结束。另一方面，工商巨头的出现也打击了中小地主从商的愿望，他们根本无法在资金、货源、人才上和这些工商巨头进行竞争，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破产的中小商人，其中一些破产且又失去土地的中小地主们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更让人畏惧不前。

但是让限田令进展不大的还有另一个的原因，那便是战争的阴云已慢慢向江南靠近，大历二年，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杀陕州监军张志斌，联合前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