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的正当，而是指来路的正统），即看重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故“或以前代之血胤为正，或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或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12]历代德运之争，大抵都在政权的承继关系上做文章，正统主要取决于政权的来历。经过宋代正统之辨的道德洗礼之后，明清时代的政治家强调的是得天下以道，即看重获取政权的手段是否正当，而不太在乎这个政权是否直接来自某一个正统的王朝。朱元璋称帝建国后，总是强调他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他曾对朝廷臣僚说过这样一番话：“（元末）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域。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13]清朝统治者也从不承认他们的天下取自明朝，清高宗声称：“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14]显而易见，这样的正统观与“五运代迁，皆亲承受，质文相次，间不容发”的说法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宋代以后道德教化的结果。

自欧阳修之后，对五运说的质疑越来越多地见诸宋儒的文字。他们的主要理据是，五运之说不见于六经，乃阴阳家不经之谈，就其本质而言，可以说是与谶纬一路的东西，所以根本就不值得信奉。[15]这种论调同欧阳修的说法是基本吻合的。

宋儒的正统之辨，由欧公发其端，而由朱子集其成。比起欧阳修来，朱熹的正统观念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朱子论正统有所谓“无统”之说，据《资治通鉴纲目凡例》：“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无统，谓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16]一般认为，《通鉴纲目》成书于朱子门人赵师渊，而《凡例》则出自朱子之手，故正统、无统之分完全可以代表朱熹本人的意见。不消说，朱子的无统说与欧阳修的绝统说是一脉相承的，清人何焯云：“正统有时而绝，欧公千古特出之见。而朱子所谓三国、南北、五代皆无统之时，实因之也，……而较之欧公所论则尤密矣。”[17]朱熹的正统论充满了道德批判，我们只要看看以《春秋》笔法著称的《通鉴纲目》就知道了。[18]此书被后人尊奉为“《春秋》后第一书”，明代翰林院编修谢铎曰：“是书师法《春秋》，实经世之大典，帝王之龟鉴。”[19]可见它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著作，更是一部政治伦理教科书。可以说，朱子《通鉴纲目》所张扬的正统观念基本上主导了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