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昌明的结果。[86]立足于宋代来看，要说它是一场“运动”，似乎理由并不那么充足，但如果从元明清反观宋代，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脉络清晰可见，它最终颠覆了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以来延续千余年的传统政治文化秩序。

对于宋代以降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前人早就有所认识。明人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有一段精辟的分析：“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87]严复也有类似的看法：“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88]按照他们的说法，元代以后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是由宋代所决定的，唐、宋分属于两个时代，而宋元明清则同属一脉相承的一个历史单元。从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来看，这种看法确实很有见地。中外学界关于唐宋变革的争论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以往的讨论所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关系的重塑，而对于政治伦理观念的变化则注意不多，本文的研究或许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三、五运说之余绪

五德终始说的时代随着南宋的灭亡而结束了，但五运说的影响仍长期存在，有时甚至还在政治上发挥某种作用。蒙元时期，虽屡有汉人建言德运问题，但都未被采纳。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郝经，他在《删注刑统赋序》中说：“国家今地过于金，而民物繁夥，龙飞凤舞，殆四十年，改正朔、易服色、修制度之事，谦让未遑。虽然，必欲致治，创法立制，其先务也。”[89]此文大约作于宪宗三年（1253年），虽然当时蒙古尚未正式行用汉法，但郝经已将确定德运视为当务之急。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时任翰林修撰的王恽正式上疏建请讨论本朝德运：

盖闻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应天革命，推论五运，以明肇造之始。……据亡金泰和初德运已定，腊名服色因之一新。今国家奄有区夏六十余载，而德运之事未尝议及，其于大一统之道似为阙然。……合无奏闻，令中书省与元老大臣及在廷儒者推论讲究而详定之。[90]

这项建议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蒙元一代汉化程度不高，以蒙古统治者的汉学知识，怕是很难理解王恽所说的“德运”究竟是什么意思。[91]

成宗即位之初，有“南人洪幼学上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