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以‘火宋’别之。”[36]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宋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德运观念。

从宋代典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五运说在那个时代的知识体系中仍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真宗朝编纂的《册府元龟》是第一部历史学的百科全书，它堪称五德终始政治学说之历史体系的集大成者，基本上可以代表北宋前期知识界的主流史学观念。[37]《通志·艺文略》在史部编年类下专门设有一个名为“运历”的小类，又在《图谱略》中设有一个“纪运类”，都以收录五运说的著作为主，两者共计著录图书69种，而作者大多是唐宋时代人，这表明五德转移说在当时是一种颇为流行的社会思潮。宋庠的《纪年通谱》是宋代广为人知的一部史学工具书，虽然早已不传，但据宋人说，此书“区别正闰”，[38]“以五德相承”。[39]其内容自可想见。元祐间，诸葛深所作《绍运图》一书，“自伏羲迄皇朝神庙，五德之传及纪事皆著于篇”，[40]据说“其书颇行于世俗”，[41]大概是一种畅销民间的通俗读物。宁宗时任职东宫的给事中娄机，专门为太子编写了一部名为《历代帝王总要》的历史知识读本，是书“始自唐虞，以至光宗皇帝，……五德之相生，世系之联属，靡不提纲撮要”。[42]由于后来五运说的衰微，这些观念落伍的著作都未能保存下来。不过我们今天从南宋末年王应麟所编的蒙学工具书《小学绀珠》以及陈元靓所编的类书《事林广记》中，还能看到将历朝德运作为常识来介绍的情形。[43]

总之，虽然宋代的儒学复兴已经敲响了五德终始说的丧钟，但直到南宋末年，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仍然依靠它长期积蓄起来的能量和惯性继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五运说作为一个阐释王朝嬗代的理论体系最终退出政治生活，乃是元朝以后的事情。

二、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立足于宋代的考察

五运说在宋代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共同境遇。自秦汉以来，确立皇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符谶，二是德运，三是封禅，四是传国玺。[44]顾颉刚先生对古代中国人眼中的这套政治把戏有一个风趣而贴切的比喻：“那时人看皇帝是上帝的官吏，符应是上帝给与他的除书，封禅是他上任时发的奏书，五德和三统的改制是上任后的一套排场。”[45]不妨再加上一句：传国玺是上帝授予他的官印和牌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统政治文化在宋代以后都经历了与五德终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