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虽然，举国笑我，我不为动也。虽以此供公等无数谐谑之资料，吾不恤也。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而公等乃以欲得官相猜，何所见之不广若是？鸾翔寥廓，鸱衔腐鼠而视之曰吓，吾今乃睹子之志矣。”自明决不运动开党禁而求官，一方面则云做官必做国务大臣余非所屑，且国务大臣必须能实行其政见始做之，若做之则必能自效于国家，为国民造福，一己之出处，四万万人之运命实系焉。自待之重，语气之豪，可谓壮哉！未几武昌事起，举国震动，清室授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以袁之推荐，任梁为法部副大臣（号曰次官，在部中地位类似今之次长），时党禁已先开矣。梁氏未肯回国就职，固以自忖时会非宜，亦可云副大臣之地位尚未符其国务大臣之志愿也。迨入民国，乃先后为熊（希龄）内阁之司法总长及段（祺瑞）内阁之财政总长，在国务员之列。以级秩论，可谓已达到其未归国前之宣言矣（辛亥四月，清室以预备实行立宪之理由，变更政府官制，裁旧内阁及军机处，设新式之内阁，为责任内阁之雏形，以总理大臣为领袖，佐以协理大臣二人，各部尚书一律改为大臣，与总协理均为国务大臣，即梁氏所言非此不做者也。迨袁氏组阁，复裁协理大臣，国务大臣惟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矣。民国初年，号为行内阁制时，责任内阁曰国务院，设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为国务员，犹之清末之国务大臣也）。惟两次任国务员，皆失意而下台，无甚成绩可称。以事业论，固未副当年之自负，所尝为人注意者，特为熊内阁草大政方针，作言而未行之昙花一现而已。黄远生民国二年九月十一日通信《记新内阁》言及梁氏之加入熊内阁有云：“熊氏之被电推为总理也，力辞甚坚，有虽仲尼复生无可为之语……其以大义相责而促成之者实梁任公。及议院通过后，熊氏复姗姗其来，任公复屡电催之，故熊氏到京后之第一目标，反在任公。其先本以教育部属之，任公坚辞决绝，任公之左右尤代任公坚辞决绝。熊氏乃大不怿，故第一次谈判时，熊实不欢而散。至第二次谈判，熊乃出其最峻厉之词锋与任公交涉矣，谓：‘屡次皆公促我来，属我牺牲，而公乃自洁，足见熊希龄三字不抵梁启超名字之尊。’又诘任公以：‘公既不出，则张季直、汪伯棠皆牵连不出，熊内阁势将小产，此时进步党持何等态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织成之，舆论必不满意，此时进步党又将持何等态度？故为进步党计，公亦不可不出。’其词恳切，任公无以难之也。至此时已改换任公为司法部矣。”黄与梁素颇接近，如所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