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不能专意为此，但明练经文，略记注义，亦自有用。”足表学人之治学与俗吏之向学迥不可同日语。然求是与致用云者，特各有所重轻而已，实则言其异，则所谓一致而百虑，言其同，又所谓殊途而同归者矣。先生之言学，侧重求是，而亦不废致用。综观先生致王鹤鸣及至诚书，其意之重轻所在，读者可自得之也。

太炎弟子论师说四

复接姜君由巴黎来书讨论如下：

孙君第二次辩论，已见《周报》三期。近以一小小译事，书案纷沓，日不暇给，而孙君申辩已非旧时论点，故不欲再有所论列。顺间再翻《周报》，似觉仍有不能已于言者，再拉杂为阁下陈之。

前书“求真”“求用于救民”之言，本为举世之纷纷者发，得孙君一揭，此义益彰，不胜欣快；然果无申释，则不仅不足以解世人之惑，即孙君亦未必能相谅矣。

凡有所成就之学者，必有其道之“全”，然发言盈庭，不能无因时因地而有所摇演谢短，故吾人之论是者，当先得其“全”，得其全，则是非正反真寓之语，厄言曼衍之辞，皆各有其归向，亦各有其相得之谛。自休宁戴君以来，其言足以抗代而确有其“全”者，馀杭先生其人也。弟所见馀杭先生之“全”，即第一二两书末段所申之辞，而第一二两书又皆为此“全”而分解条析者也，即无一语不为此“全”辩。孙君于弟前书条辩分析之言，既已无说，而独标举此义，于弟立论之基，似尚有未晰，而引用证据，似又是先生为某一部分说法之言（辩见后），有所摇演谢短者，孙君岂仅见其分而未见其全欤？

且即以孙君标举之义而论。（弟言“求用于救民”，孙君裁为“求用”似已非本义，今且不细论）所谓“求用”与“求真”，其实并非对立之两事。弟言求用于救民，然未尝言先生“不求真”，惟先生求真之态度，与今世学人异。今之学者为真以求真，而先生则为用以求真。苟以俗设喻，则先生有一付救民之心，而以此必笼照一切学术，世人则只有向往之学术，而不顾其他。此为推心之论。再以学设喻，举大者言，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之说为解。先生盖以求为外王之思而修内圣之道者也。更以儒言为喻，则益觉明白，即大学格致修齐之义，今人求学，为格物而格物，致知而致知，前书所谓依他起信者也。先生则意在为修齐而格致，不关修齐以上者不必格致，既格既致，即是求真，故不反对求真，亦且拥护求真，弟亦不言先生不求真。其实举中国数千年来儒者一贯之精神而言（甚至于老庄），便无不是以求用为歆向，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