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多的涉及外国人案件频繁在身边发生。

而在涉外问题中，涉及的部门从警察机关到教育、劳动人事、工商、宗教、外交等无所不包，这就容易造成权责不清、权力交叉，耗费国力资源。

虽然目前中央和各省也在微调，提倡政府牵头、公安指导的“大外管”机制，但是具体落实很难到位。

现实的问题是，对于外国人犯罪，基层干警常常不愿管，不会管，也不敢管。

这倒不是干警们患了软骨病，而是为洋鬼子们撑腰的部门实在是太多了，一有个风吹草动，就跳出来无数人要求保障外国人在华权益。

法律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比如说华夏关于驱逐出境的规定实施权限在警察部，但是具体办案在基层警察机关，加上对于驱逐出境的对象要求也比较窄，适用对象和强制措施运用的不够，造成很多法律手段形同虚置。

华夏驻外使领馆在核发签证时，缺少具体可操作的规范和准入门坎，导致大量“三无”人员、低素质人员进入华夏。

同时，又懂法律又懂外语的基层警力非常匮乏。

说起为外国人办案中的困难，一个是语言文化障碍，另一个则是许多外国人对华夏法律的生疏，他们最先问的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能把我保出去，国外一般取保候审比较容易，但华夏这方面比例比较低，所以这里面的文化差异比较大。

但从更深层次来看，华夏国内对于外国人犯罪事件的关注也反映出国民心态问题，其中涉及的核心是司法独。立与法律权利的平等。

正是有些外国人习惯了在某些领域享受特权，才会产生超越法律的幻想，对一部分人的优待和优惠，同时就是对另一部分人的歧视和压迫。

在一些外国人伤害华夏人的案子里面，相关警方一步一步的逐级上报、请示，一遍一遍的斟酌笔录中的文字，一次又一次地给受害人施加压力，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要让受害者放弃追究外国人的刑事责任，至于说华夏受害者的权益，就没有人去关心了。

大概，只有这么办了，警方才会比较省事儿一些。

或者这些外国人即便是判了刑，也不会实际执行，许多三年以下的轻度案件往往不会真正执行，稍重的案件也往往直接用附加刑“驱逐出境”，主刑很难实际贯彻。

“你老婆对你真是言听计从。”看到林萧放下了电话，高岚就不无醋意地对他说道。

“工作上的事情嘛，谁说的对，就听谁的。”林萧回答道。

“这么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