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升为参知政事，这个官职也称被为“执政”，或通俗的讲为——“副宰相”。

而正牌的宰相王永此时已是垂垂老朽。本来赵措新帝登基，对王永这尚有余威的百官之首不敢立即撤换，以免引发政局动。可再过个一两年便想让王永挂印致仕，容归故里的态度却已经明显了。而王永心里也是有数，所以干脆就不大理政，而朝中大权也都实际上落到了副相赵汝愚的手中。

“你认为我应当先呈送到哪里呢？”种慎问道。

李魁却并不接他话，只是反问道：“那你想得罪谁呢？”

无论韩侂胄，还是赵汝愚，这无疑都是得罪不起的人。

虽说种慎也是当朝高官，种家也是百年将门，但这并不代表种慎就可以随意的去得罪他们。

他们后都有动不了的原因。韩侂胄代表着外戚势力，又有军中不少将领的支持；赵汝愚代表着赵家宗室的势力，在文官集团中有大量的崇拜者和支持者。

谁都不能得罪！

如果种慎把这个奏折送到抗敌行营去，那就是相当于交到了韩侂胄的手中。而如果绕过抗敌行营交到两府，那就相当于是递给了赵汝愚。

递给这两人有差别吗？有大差别！韩侂胄和赵汝愚虽然在扶持新皇登基一事上戮力同心，但在新朝中两人间的摩擦还是慢慢地显现了出来。

韩侂胄的油滑世故，左右逢缘让赵汝愚多少有些不齿，认为其有“弄臣”的倾向。韩侂胄迎合新皇帝和军中少壮势力，一直在鼓吹伐金，让赵汝愚认为是好大喜功。

而赵汝愚坚持理学的“存天理，灭人”，又让韩侂胄认为是假清高。赵汝愚认为一个国家要算真的强国，不一定在于国家的版图有多大，而应是让老百姓过的富足安康。这让韩侂胄讥讽为胆小偏安。

这两人不管是从做人的原则还是从治国的理念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当面临巨大的外患时，这两人联起后来，就相当于文武合壁，经与权相佐，可谓是无往而不利。但一旦国家无事时，相信两个人之间必将是各说各话，各行其事。

所以种慎也明白，就算是现在把这封奏折送到了赵汝愚的面前，在这国难当头的关口上，皇帝和赵汝愚也不敢拿韩侂胄怎么样。但这仗总有要打完的那一天，如果到时赵汝愚突然想要秋后算帐，那么这封奏折就会成为一柄直指韩侂胄心口的利剑了。

看来种慎要想解心头之恨，唯有现在把这奏折递送给赵汝愚了。

李魁把那封奏折在掌心里敲了两下：“临大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