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上受到的限制比过去更大,想要独断专行的困难更多了。
当然,在实际执行中这些制度总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错误,这就不是制度本身的过失了。
但丁云毅心里虽然这么想,却并没有在黄宗羲的面前说出来。
黄宗羲却接着说道:“还有一个便是学校的问题。要使学校成为舆论、议政的场所,是限制君权的又一措施。设立学校,不仅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风尚,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之气。另一方面,则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设法左右政局。只有这样,才能使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太学的祭酒,应择当世大儒充当,其地位应与宰相相等,每年的初一,天子与宰相、六卿、谏议等都得前往太学。”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的学官,也由名儒主之。每月的初一、十五,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郡县官亦须前往听学官讲学,而且执弟子之礼。”
丁云毅微微点头,黄宗羲的这一设想,虽然在现在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却是难能可贵的。君主立宪方案,在黄宗羲这里已经有了最初的萌芽。
“天下的是是非非都来自于朝廷。君主所推崇的,人人都认为它正确;君主厌弃的,大家都口诛笔伐而唯恐不及。像记账、采购、搞活动、抓治安这些具体事务,都交给底下官员去处理。在这种环境之下,偶尔也会出个把人才,于是大家都觉得学校没什么用处。其实他们所谓的学校,只是一个混日子的地方,人人利欲熏心,总是以执政的好恶来指引自己的学术方向。这跟真正意义上的学校实在没什么关系。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都是自学成材,跟世人所谓的学校也没啥关系。所以,所谓学校造就人才这种话,基本上就是扯蛋!”黄宗羲此时的话很有一些愤世嫉俗:
“东汉的时候,全国有大学生三万人。他们议论国事既尖锐又深刻,不替当官的开脱。当时的高官们都很怕被他们议论。宋代的时候,大学生们跪在朝廷门前,击鼓请愿,要求正直的李纲出山。上古时代的那种学校遗风,也只有在这两个例子里可以看到点儿影子。如果当时的执政者能把学生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加以改正,那么邪气就要被正气压倒,君主平正国家才能屹立。但是很多人却把东汉、宋代大学生这些事情看成是亡国之兆,却不知道国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打压言论、拘禁异议人士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