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模糊、扭曲、让人分不清哪个是真实，哪个是虚幻。

她想起大学的时候。大二那年，法医系和法学系有一场辩论赛，辩题是“死刑是否应该废除”。沈砚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全程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辩论结束后，她问他：“你怎么看？”他说：“有些人活着，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伤害。”她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笑了笑，没有追问。现在想起来，那句话不是玩笑。那是他的人生信条，是他七年后行动的预言。

她又想起大三那年，沈砚从省厅实习回来，请她吃饭。他点了一盘糖醋鱼，说：“我哥做的糖醋鱼比这个好吃。”她问他：“你哥是厨师？”他摇了摇头，说：“他是开挖掘机的。”然后他低下头，吃了一口鱼，没有再说话。她当时觉得他有些奇怪，但没有多想。现在想起来，那顿饭是他对哥哥的怀念，也是他对未来的告别——他已经在计划了，已经在美国的实验室里研究次声波、乌头碱、药物相互作用了。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回到北城，完成他必须完成的事。

林默睁开眼睛，从抽屉里拿出手机，翻到沈砚的号码。她的手指在拨号键上停了一下，然后锁了屏，将手机放回了抽屉。她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说“我知道是你杀的”？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说“你自首吧”？这些话她说不出口，因为她知道答案。她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看过沈清案的材料，知道那四个人做了什么。李建国在现场指挥，周明远碎掉了举报材料，王怀安下了命令，刘建明在中间传话。他们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然后逍遥法外了七年。七年来，没有人替沈清讨回公道。沈清河上访了三年，被打回来三次。沈砚在美国读了五年博士，研究怎么杀人。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检察院的院子，路灯的光照在水泥地面上，反射出一片冷硬的白。院子里停着几辆黑色的公务车，车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霜。她的目光穿过院子，落在远处的县政府大楼上。那栋楼她太熟悉了，她在那里开过无数次会，听过无数次汇报，签过无数次文件。但那栋楼里的那些人，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批着文件的人，有多少是干净的？她不知道。但她知道，沈砚一定查过。他不会杀错人。

这个想法让林默感到恐惧。不是对沈砚的恐惧，而是对自己的恐惧。她是一个检察官，她的职责是维护法律的尊严，是让犯罪者受到审判，是无罪推定，是程序正义。但此刻，她心里想的是：那些人该死。这种想法与她的职业信仰背道而驰，像两股方向相反的水流在她的体内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