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拭了窗框、滑轨和飘窗软垫上可能留下的任何痕迹——指纹、皮屑、纤维、灰尘。然后将湿巾折叠起来，装进另一个密封袋，封好，放进口袋。

他翻出了飘窗，沿着那道十厘米宽的腰线走回了走廊尽头的窗户。这一次，他的步幅更大了一些，每一步大约二十五厘米，因为他已经熟悉了这条腰线的每一个凹凸、每一处裂缝、每一个可能踩空的地方。他用了不到一分钟就走完了全程，翻进了走廊。

他关上走廊的窗户，锁好，用另一张湿巾擦拭了窗框和窗台上可能留下的任何痕迹。然后他沿着原路返回——走廊、楼梯、客厅、杂物间、后门。每一步都踩在之前踩过的位置上，没有留下新的鞋印。他从杂物间的窗户翻出去，用银行卡将窗户锁好，然后穿过花园，翻过围墙，落在了外面的梧桐树下。

整个过程，用时不到十五分钟。

沈砚站在梧桐树下，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电子表——凌晨一点十二分。秒针在黑暗中无声地跳动着，一下，两下，三下。他深吸了一口气，空气是凉的，但这一次，凉的让他觉得清醒，觉得活着，觉得一切都在按照计划推进。

他沿着人行道往东走，步伐不快不慢，和任何一个深夜回家的路人没有任何区别。路灯一盏一盏地从头顶掠过，他的影子一会儿在前面，一会儿在后面，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他的双手插在口袋里，指尖触摸着那个从王怀安家飘窗上取下来的塑料限位器——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没有任何标记的塑料片。

就是这个东西，决定了王怀安的生死。

沈砚走过了两条街，在一个十字路口的公共垃圾桶旁边停了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塑料限位器，用手掌将它握紧，感受着它的边缘在掌心里留下的细微压痕。然后他将它扔进了垃圾桶。塑料片落在桶底，发出了一声很轻的、几乎听不到的响声，像一片叶子落在地上。

沈砚没有回头。他继续往东走，走过了一座石桥，走过了一个菜市场，走过了一排关着门的商铺。他的家在东边，在那栋灰色的居民楼里，在那个有母亲、父亲和乐乐的家里。

他到家的时候，凌晨两点。客厅的灯关着，但厨房的灯还亮着——母亲给他留了一盏。他换了鞋，走进厨房，灶台上放着一碗红糖姜茶，还冒着微微的热气。旁边压着一张纸条，是母亲的笔迹：“天冷了，喝了暖暖身子。”

沈砚端起碗，姜茶不烫了，温温的。他一口一口地喝完了，姜的辣味和红糖的甜味在舌尖上交织，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歌。他将碗洗干净，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