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沈清的死，七年零四个月。

他深吸一口气，将那股从肺底涌上来的不安压了回去。然后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领带，推开办公室的门，走进走廊。走廊里灯光通明，墙壁上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红底白字，醒目而庄重。

王怀安沿着走廊往前走，步伐稳健，脊背挺直，像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

但在北城县的街头巷尾，李建国的死正在被另一种语言讲述着。

傍晚六点，县城南门菜市场。卖豆腐的老王头正在收摊，他的摊位旁边是卖猪肉的老赵。两个人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听说了吗？建设局那个李建国，死了。”老赵把砍刀插进木墩子里，声音压得很低。

“怎么死的？”老王头把剩下的几块豆腐装进塑料袋里，准备带回家。

“说是心梗。在车里，开着开着就不行了。”

“心梗？”老王头冷笑了一声，“那种人，吃好的喝好的，心梗不奇怪。”

“你这话说的……”老赵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东西。

“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老王头把塑料袋系好，拎在手里，“我就是觉得，这世上有些事吧，说不清楚。你记不记得七年前那个开挖掘机的？”

老赵的手停了一下。他当然记得。七年前，整个北城县都在议论那件事——一个挖掘机司机在工地上死了，说是操作失误，但家属不认，上访了好几年。

“你是说……沈清？”老赵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几乎被菜市场的嘈杂声淹没。

“我没说。”老王头拎着豆腐走了，背影消失在菜市场的人流里。

老赵站在原地，看着老王头消失的方向，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拿起砍刀，在木墩子上又剁了一刀——这一刀剁得很重，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劈开。

晚上八点，县城东门的一家小饭馆里。几个中年男人坐在角落里喝酒，桌上摆着花生米、凉拌黄瓜和半斤散装白酒。他们都是一个厂的退休工人，每天晚上在这里喝两杯，聊几句，打发时间。

“李建国死了。”一个人说。

“死得好。”另一个人说，声音不大，但语气很重。

桌上沉默了几秒。然后第三个人开口了：“你们别乱说，小心隔墙有耳。”

“怕什么？”第二个人灌了一口酒，“我又没说错。那种人，死一个少一个。沈清要是地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沈清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个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