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梁律师带着老婆孩子，坐上了回新加坡的火车。叶师傅派了两个徒弟送他，怕山本的人在路上截他。

我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渐渐远去，直到变成一个黑点。铁轨在阳光下泛着光，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

阿华在旁边问：“张生，咱们也回新加坡？”

“回。但不是现在。”

“那去哪儿？”

“槟城。”我转过身，“山本的人在槟城接过地契。那个码头，那个日本人，也许有人看到了什么。去看看。”

叶师傅帮我们找了辆车，是武馆一个徒弟的，一辆老旧的福特，漆面都花了但发动机还利索。我们跟叶师傅道了谢，开车上路。

从吉隆坡到槟城，一路上全是橡胶园和棕榈林。车子开了四个多钟头，到槟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槟城比新加坡小，但更热闹。乔治敦的街上到处都是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有几个白皮肤的英国人。路边的大排档冒着热气，炒粿条的味道混着咖喱香飘过来。码头上灯火通明，到处都是卸货的苦力和吆喝的工头。

我们找到梁律师说的那个码头，是个小码头，在乔治敦的东边，靠着海。码头上停着几艘渔船和货船，都不大。岸上有几个仓库，铁皮屋顶锈迹斑斑。码头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工人在卸一船椰子，动作慢吞吞的。

码头边上有个小卖部，卖烟酒零食的，门口挂着一盏昏黄的灯泡。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华人，胖墩墩的，穿着一件汗衫，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旁边放着一壶茶。

“老板，”我走过去，“三天前，有没有见过一个日本人来这里？三十来岁，穿白衬衫，跟一个戴眼镜的华人见过面。”

他放下报纸，上下打量我，眼神里带着警惕：“你谁啊？”

“我是那个华人的朋友。他出了点事，我想找到那个日本人。”

他沉默了一下，眼珠转了转，然后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张纸，递给我：“三天前，那个日本人从我这里买了一包烟。他走了之后，我在柜台上捡到这张纸。应该是他掉的。”

我接过那张纸，是一张收据。上面印着一家旅馆的名字和地址——槟城，乔治敦，莲花旅馆。收据上有一个手写的房间号：412。纸张有些皱，边角卷起来了。

“这家旅馆在哪儿？”

“乔治敦，市中心。”老板指着东边，“打车十分钟。那条街叫爱情巷，旅馆在街角，门口有棵椰子树。”

“多谢。”

我收起收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