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五天，我几乎住在了矿场上。

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酒店。福兴矿、永昌矿、两个橡胶园，轮着跑。老周成了我的左膀右臂，这人干了二十年采矿，什么事都门清。在他的帮助下，矿场的家底我摸得一清二楚。

福兴矿是最大的问题。设备老化最严重，那几台挖机是英国人五十年代留下的，早该报废了。但矿脉最好，储量最大，只要投钱换设备，产量能翻三倍。永昌矿小一些，但设备状况稍好，修修补补还能用。两个橡胶园情况差不多——树龄正当年，就是缺人管，杂草都快把橡胶树淹了。

第三天傍晚，我正在福兴矿的工棚里跟老周对账，阿华从外面跑进来：“张生，林先生电话，说德国人提前到了，明天就到新加坡。”

“明天？不是说下周三吗？”

“提前了。林先生说，德国人很重视这次合作，专门派了高级代表来。”

我心里一动。高级代表？看来林先生的面子不小。

第四天，我把矿场的事交代给老周，赶回新加坡。林先生在怡园等我，脸上的表情既兴奋又凝重。

“建国，德国人这次派来的人，叫弗里茨·克劳斯，是克虏伯集团南洋事务部的负责人。”他压低声音，“这个人，在南洋采矿界很有名。他手里握着整个东南亚的矿山设备供应权。如果能跟他谈成，设备和技术都不愁了。但这个人——”

“但什么？”

“很精明，很强势，不好对付。”林先生看着我，“你得做好准备。”

我点点头：“我知道了。”

第五天，也就是克劳斯来的前一天，我把自己关在酒店里，把所有跟矿场有关的资料翻了一遍又一遍。储量、产量、成本、运输、市场——每一个数字都烂熟于心。信息河也在流淌，关于克劳斯的信息渐渐汇聚：这人五十三岁，在南洋待了二十年，经手过十几个矿山的设备供应合同，以精明和苛刻著称。但有一点——他说话算话，从不反悔。

一个讲规矩的德国人。这比山本那种笑面虎好对付。

第六天上午十点，克劳斯出现在怡园的门口。

他比我预想的年轻，四十出头，身材高大，金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套深灰色西装。身边跟着一个华人翻译，三十来岁，戴眼镜，看起来很斯文。

“张先生，久仰。”克劳斯用英语说，伸出手。我的英语不怎么样，但简单的对话还能应付。不过既然他有翻译，我也省事。

翻译把他的话翻成粤语，我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