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的寒意顺着经络蔓延，一路凉到心底。颜白将那张粗纸折起，塞入怀中，动作很慢，仿佛要将那些冰冷的数字也一并按进血肉里。

“潘折。”

“在。”

“你带人，把所有能用的东西，按战时标准重新装箱。烈酒不够，就用最烈的烧刀子顶上，煮沸过滤。麻布不够，就把所有干净的旧衣被褥拆了，煮过晒干，裁成条。”他的声音很平，听不出情绪，只有一种近乎机械的冷静，“止血药粉……有多少算多少，优先保障急救包。桑皮线……用煮过的马尾鬃试试，我记得库房角落里还有几捆。”

潘折用力点头，嘴唇抿得发白。他知道这些替代方案意味着什么——更多的风险，更低的成功率，以及医者需要付出加倍的心力去弥补材料的缺陷。但他更知道，此刻没有别的选择。

“我这就去办。”

“等等。”颜白叫住他，目光落向营区西侧那片灰瓦建筑，“我去一趟后勤官署。你这边，做好最坏的准备。”

潘折的背影消失在伤兵营的拐角，带着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颜白站在原地，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斜斜地铺在夯实的黄土地上，边缘模糊，像一道正在融化的墨痕。他抬手，揉了揉眉心，那里仿佛有根看不见的弦，绷得越来越紧，发出细微的、令人牙酸的颤音。

然后，他迈开脚步，朝着后勤官署的方向走去。

脚下的路很熟悉，这几个月来，为了争取更多的炭火、更干净的饮水、甚至是几口熬药的大锅，他走过无数次。每一次，都像是一场微小的战役，需要计算，需要权衡，需要在不触怒那些掌握着资源分配权的文吏的前提下，为伤兵们多争取一丝活下去的可能。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要的不是“多一丝”，而是“活下去”本身。

官署的院门敞开着，里面传来算盘珠子噼啪作响的声音，密集而急促，像夏日的急雨。几个穿着青色吏服的小吏抱着厚厚的账册匆匆进出，脸上带着大战前夕特有的、混杂着亢奋与焦虑的神色。没有人多看颜白一眼，在这个即将开拔的营地里，一个没有披甲、只穿着寻常布袍的医官，实在引不起什么注意。

颜白径直走向正堂。堂内光线有些昏暗，窗户开得很高，午后的阳光只能斜斜地照进来一小片，落在巨大的榆木公案上，照亮了案头堆积如山的文书和一方沉甸甸的铜制镇纸。案后坐着一个人，约莫四十许年纪，面皮白净，留着三缕细须，正低着头，用一支细毫笔在账册上飞快地勾画着。他便是主管泾阳大营一应军需物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