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美元、10000美元，请你告诉我，偷多少钱，才不会被判刑？”

这种情况下，假设美国法律的起刑点是5000美元涉案金额，那么桑德兰只要告诉顾莫杰：“如果你选只偷3000美元那个方案，就不会被判刑。”

这样回答，桑德兰和律师团其他成员，都会省事得多。

可是顾莫杰显然不满足与此，因为他的利益并没有最大化。

所以顾莫杰要桑德兰先开口，把5000美元这根红线标出来，然后他好修改自己的作案计划，顶着这条红线偷4999美元。

美国法律规定的、区别罪与非罪的边界红线在哪里，顾莫杰就要把钻空子的尺度用到极限，顶着这条红线打擦边球。法律允许顾莫杰做多坏的一个人，他就要在法律的容忍尺度内，尽可能坏得不择手段。

幸好，桑德兰也算是有备而来，他斟酌了一下，说了一番四平八稳的话：

“顾先生，我希望您了解，网络技术几乎没有哪一项是公益的，我此前也没遇到过，举不出太恰当的例子。所以，请您允许我用用一个医疗卫生，或者教育领域的例子来为你说明情况，毕竟那些领域的公益属性业务比较多”

顾莫杰点头首肯：“可以，您说就是了。反正法律是触类旁通的。”

“那我就举个医疗卫生领域的例子。”桑德兰赶紧说道，

“如果有一家生物制药公司，要想研发一种新药，然后想把这种新药的开发成本做成‘非商业性基础科研’的经费，那么这就是行不通的。联邦政府会查出来，取消它的杠杆免税，还罚它的款。因为尽管药品本身是救死扶伤的，但是药品背后也是有专利的，医药公司可以靠这门专利技术来谋取商业利益，所以不符合公益性科研的政策导向。

但是，如果医药公司承诺研发出新药之后，向全社会公开这种新药的生产技术细节，不谋求为本公司申请专利、牟取垄断利益，那么联邦政府也会追认特许——这种时候，那些制药业巨头就会打打擦边球，把一些新药研制过程中的副产品，或者夹带私货的研究，掺杂到这里头去，把公益科研部分的经费略微做得虚高一些——当然还需要花成本找高明的会计师事务所帮你做假账——那么，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再退一步，如果这时候医药公司要做的科研不是一种新药，而是一种疾病的新式临床诊疗方法研究，因为诊疗方法无法申请专利，联邦便会认可他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非公司的商业利益——这种情况下，也附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