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影响问题，你看吧，搞不好就带出一堆问题来。上面下达人员控制指标，每年只减不增，逼得企业严控入口……还有房子，一来风传咱厂要搬迁，二来受价格的限制，高了职工不干，低了厂里又承受不起。09年盖的那批房子，审计结果亏了2000多万，现在还在账上挂着。好事不好做呀……”

赵庆民看着一脸平静的陶唐，觉得自己说的这一堆有些过了，“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我可以做工作，比如人事问题和调资的遗留问题，不会让这些烂事分你的心。倒是有一点，我必须说……就是营销问题。你去了趟东湖，李珞感到了压力，跟我反映了。主要是那三个多亿的合同。李珞觉得你抽了他的脸，他不是不想签，而是担心成本吃不消嘛。李珞这个人啊，有能力，也有毛病。因为咱俩是党政一把手，一些话我只能跟你讲，是不是定的草率了些？毕竟有财务的意见搁在那里嘛。”

陶唐依旧静静地听着。

“陶总，你是一把手，红星是你的。我知道你一心想把红星搞好，你在盛东的经验，我是很佩服的。这大概是总部把你调来的主要原因。我还是那句话，我绝对支持你的工作，绝对为你补台帮衬。可是，陶总，欲速则不达呀。红星的情况很复杂，需要慢慢来。”

“谢谢你，赵书记。”陶唐看赵庆民的话讲完了，“我也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说说。算是对书记交心吧。”

陶唐整理着思路，“先从调查问卷说起吧。的确，我就是想知道红星的员工们在想什么，他们希望咱们做什么，不希望咱们做什么……我历来认为，公司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是一致的，并无根本的冲突。因为我们是国企，是国家队，不能像东湖一样只追求利润最大化，我们还肩负着更多的东西。这是不是包袱呢？不完全是。我坚定地认为，即使改革开发搞了三十余年，民企已蓬勃发展的今天，论管理的完善，员工素质，一般的民企与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更不要说完善的党团群工组织了。我看到前天的省报报导了北阳富士康员工骚乱闹事，在民企，企业主和员工的利益诉求是不可能一致的，但国企理论上可以。为什么出现干群对立？原因恐怕要从我们这些企业高级管理者身上找起。”

陶唐给自己倒了杯白水，小呷一口，“赵书记，你觉得要重振红星，需要什么条件？”

“这个比较复杂。”赵庆民很高兴陶唐对自己敞开心扉，“一两句话怕是说不清楚。但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历史包袱过于沉重的大厂，简单的手段怕是不管用，需要一个大的机遇，比如战略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