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民，西元1934年元月7日晚于成都”。

批改完后，交代王新运把识字本发回去让战士们学习，要把5本最好的挂在营房门口，让战士们观摩两天。

令刘一民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在七军团引起了强大反响。老二营、老三营、老四营、老五营、老六营的干部战士听说后，极度不平，直说军团长不公。接下来的几天，几个老骨干营的营长、教导员，都捧着干部战士的识字本去找军团长，要求他无论如何批改，否则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弄得刘一民连续几个晚上都在办公室挑灯奋战。其他部队听说后，团长、政委、营长、教导员们都二话不说，拿出军团后勤处发下来的津贴，给每个战士买识字本和读本。全军团形成了一种比学习、比思想、比作风、比纪律、比训练、比战绩的风尚。

以后红七军团以及由它衍生的部队就形成了个传统，只要刘一民来部队，在汇报检查结束时，必然会捧出一摞战士学习笔记，让他批改。

当然，刘一民批改的这些识字本，战士们都很珍视，终生保存。特别是刘一民给六个老骨干营干部战士批改的识字本，后来成了收藏界追捧的无价之宝。其中有几个著名烈士，牺牲后胸口贴身保存的就是刘一民批阅的识字本。这些识字本都进了军事博物馆。

整整一下午都在陪同刘一民检查的黄苏，回去后在日记本上写道：“军团长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我。特别是他批改战士识字本时严肃认真的形象，从此将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鼓励我、鞭策我，促使我更好地工作。我敢断言，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将领会向军团长这样督促战士学习的。他代表了我们红军注重学习、善于学习的新形象。”

回到卫戍司令部后，刘一民叫来蔡中和冯达飞，取出他从通道就开始写的《红军步兵训练手册》，让两个人拿回去翻阅、提意见。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蔡中和冯达飞就来找刘一民了，蔡中说应该马上印发部队对照训练，冯达飞表示同意印发部队训练，但是如果让他主持组织部队训练，他担心完不成任务。

刘一民不解，问为什么？

冯达飞说这本册子比他见过的所有军校教材都先进的多，许多东西如步坦配合、防毒等，他听都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实践经验了。因此，他要求与刘建立换工作，他去当师长，让刘建立来做这个参谋长，主持整训。

刘一民想，刘建立确实比冯达飞合适，但是，军团参谋长级别比师长高，是中革军委指定任命的，他怎么能随便换人呢？就说没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