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姓因素的。

因此，最后制造出来的思想的结构和原则，必定要以用于改造它的思想为准，而不能还是以传统为准。而且，假如说来说去主要还是传统那一套，就意味着传统所造成的困难仍然存在，那就更谈不上什么转换了。

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创造出新思想，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传统思想。在吸收西方思想方面也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出自己的思想，我们拿什么去吸收别人的优点呢？”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田大教授从传统到底需要恢复什么？怎样恢复？讲到孟子和新儒家的心姓伦理学。引出了伦理学主要是要说出事情应该怎么做？还是应该做什么事情？这个很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伦理学家肯定会对此很生气，如果像刘东川一样坐在台下的话，那他会更生气。因为田大教授太尖酸刻薄了，居然冷嘲热讽道：“伦理学很迷恋‘应该’这个概念，当说到一种行为是应该的，当然就暗含着它是好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应该’这个概念很霸道？很不讲理？

如果伦理学家规定什么是应该的，那就等于规定了什么是好的。这好像是说，我们都是白痴，连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都不知道……！”

伦理学教授引导学生们去反思伦理学这一学科，听上去的确有点滑稽，但又让刘东川情不自禁的联想到一系列现实问题。比如公民道德规范，又何尝不是像田文建所说的那样傲慢？何尝不是告诉别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而事实上伦理学不能规定什么是好的或坏的，或者说，不能规定什么是有价值的或没有价值的。一种事情有没有价值由生活去定义，“好不好”是前伦理学的概念，理论没有权力替代生活去定义和划分好坏。

就在他陷入沉思之时，田大教授走下讲台，循循善诱地总结道：“为什么‘幸福’和‘公正’会成为伦理学最关键的问题？因为幸福和公正其实就是人们最想要的生活，也是人们最缺少的生活。世界那么壮观，生活那么丰富，女孩子那么漂亮……一切好的应有尽有，可是为什么还是不幸福？

如果无限得到这一切还不是幸福，那么就很容易知道合理地有限地得到这些更算不上幸福，而抑制快乐的窒息生活就是不幸……通常的伦理学纠缠于应该要快乐的生活还是要抑制的生活，应该重视个人还是重视集体，但这些都是次要问题。

问题不在于应该得到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利益，而在于这些都不能说明生活是值得一过的。幸福是清楚的，幸福之路是不清楚的，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