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92年，一亩田的负担也没有超过30元。可是现在又如何呢？一亩田的负担已经超过了200多。就这样还是不够用，还负债累累。现在一个乡大大小小的干部、教师和在外工作的干部，加起来少说也有2000多。他们自己要吃农民，他们的子女要吃农民，吃农民的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县乡机构臃肿……农民要养这么多人，怎么增收？农民怎么能不重？”

“纪委接到这方面的举报了？”刘东川一愣，禁不住地问了句。

“举报信起码有两卡车，都成普遍现象了，还有一些是历史遗留问题，纪委就那几个人，怎么查？”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曹维新还是很慎重的，见引起了刘东川等人的高度重视，他立即翻开笔记本，接着说道：“田文建的确做了一些工作，对各项数据把握的也很准。

他在全县减负工作会议中以三门乡为例，说这个乡吃本级财政饭的人就有361人，其中教师165人，乡政斧行政管理人员64人，农林水事业单位44人，文化体育广播事业单位33人，卫生系统30人，财政所21人，民政系统4人。

回来前我派人核实了一下，基本属实。从这组数据上来看，机构臃肿，食之者众，是乡级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

沉默了半天的任然，突然抬起头来，冷冷地插了一句：“财政收入不够用，就逼着下面的干部想尽各种办法找钱，无非就那是采取那么几个一点：加一点、借一点、要一点、卖一点和欠一点！加一点，就是增加农民负担；借一点，就是四处借钱，甚至借高利贷；要一点，就是找名目向上面要钱；卖一点，就是卖集体资产；欠一点，就是欠债不还。”

见任然开了口，曹维新突然话锋一转，异常严厉地说道：“任然同志，但你也应该明白，包括农民负担过重在内的所有农村问题，是多年积累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综合反映。国家正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各种各样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太复杂了。

仅以农民负担过重为例，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足以让一般人感觉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有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原因；有管理混乱，贪污[***]的原因；有财政体制不顺的原因；有流通体制不畅的原因；有执法违法，乱收滥罚的原因；有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薄弱的原因；有农业保护姓政策不落实的原因；有经济、社会体制固有的深层原因；有权力过于集中，明煮监督不力的原因；有农民自身的原因……机构臃肿的确是个最主要的原因，但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