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综合水平较好的城关镇为例，给大家说说农民有多难。

城关镇全镇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其中合理负担580万元，而全镇农民的农业收入总共还不足1000万元。这就意味着去年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都用来交纳所承担的税费负担还有巨大的缺口。吴镇长，这个数字没错吧？”

见近千名干部齐刷刷的盯着自己，城关镇吴镇长连忙站了起来，尴尬无比地说道：“没错。”

田文建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尽管城关镇全镇农民比政策规定多负担800多万元，但仍不够村、镇两级使用。两级组织为了维持运转，不得不大举借债，去年新增债务900多万，全部都是高利贷。截止去年年底，全镇两级债务总额高达3700万元，其中年息30%以上的欠债就占到60%之多。

同志们，这个数字触目惊心啊！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城关镇这个一级党委和政斧已经破产了。政斧诚信，权力诚信，然后方可言权利诚信、个人诚信以及民间诚信。毫无疑问，这笔债肯定是要还的。可想还这笔债，除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继续向农民伸手外还能怎么解决？

仓廪实而知礼节，这是古人说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政斧和干部就知道把压榨农民获取利益，当成自己执政的手段和目的。以史为鉴，当政斧权力作为自己发财致富的看家本领时，留给农民的可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反抗和暴力，一是忍受和消极对抗。

不是我危言耸听，毕竟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无不是官逼民反的结果，现代版的农民暴力抗法事件也无不是官商、官匪勾结导致农民忍无可忍的结果。”

农村问题很复杂，解决起来很艰难。解决不好，中央不高兴，群众很生气。田文建这番发至肺腑的话让曹维新很受感触，竟然把自己的来意忘得一干二净。像乡镇干部们一样坐在那里，想知道田文建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

“中央规定农民负担不得超过年总收入的3%，而咱们县农民负担至少超过60%！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意味着白发苍苍的老人，和襁褓之中的婴儿，都得支付人头税来养政斧，也就是养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

田文建沉默了好一会，一边往曹维新这边走来，一边哽咽着继续说道：“昨天在三门乡遇到一位七十岁高龄的老大爷，他拉着我的手说，‘田县长，我年轻的时候，修过三线，修过龙门江大堤，农业学过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落得一身病。老了，政斧不仅不养我，还要我们这些老人养政斧，天理难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