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了绞尽脑汁为了皇帝好阉割百姓的思想，制造出一套复杂的学术体系。事实上我不是说理学不好，相反绝大多数是好的，我也丝毫不否认作为大思想家大学术家的成就，但朱程之流及其门人子弟，在学术过程，不免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里面某些倾向于消极东西过于强调，就对后世产生了负面作用，诸如“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后世的那些礼教大家好象更喜欢强调的是后者。

事实上儒学一直以来就有实用儒学派和复古儒学派之争。就看统治者怎么用，唐太宗下令与孔子配享庙祭的二十多位古人先贤中，就既有郑玄这样的大家，也有平黄巾之乱汉末北中郎将卢植这样的济世名将，表现了天下大道殊途同归的兼容并济的思想，因此唐代的儒家，对新思想和新事物的包容性和积极进去性相当的明显，所“释、儒、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产生也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当然后世儒家也不乏比较积极进取的代表，象明代平定宁王之乱军伍出身的名将兼一代大家，王守仁王阳明先生的阳明学派，就属于比较注重贴近世事的经世学的典型。这些儒学大家，阅历丰富而见识广泛，见过许多世情和大场面，相比朱程之流专做学问的，要更通达世事而知变通的。

而往往是国家弱势的时候，民族主义和排外精神高涨，适应对内镇压的需要，加强思想精神上控制，儒学思想的变化，只是这种潮流趋势的一种影射。

就象深受同样儒家文化影响的现代韩国，国家政治军事上弱势，被美国强制保护的无奈，转化为对外激烈的民族反映，如果中国十多亿人都象韩国那般激烈，那才是最危险的事情，只要美国驻军存在的一天，韩国国民的反应表现的如何激进都脱不出美国这个保护者的约束和控制，但中国这个多民族，多文化历史成分造成的，宏观大体上的向心力与局部微观的分离主义倾向并存的大国，持续高涨的民族主义之下，很容易转化成对国家政权破坏性的力量。“*”事件就是最好的教训，从原本反社会不合理现象的学生运动，被有心势力的引导下演变漫无目的打砸抢烧的社会动乱，最后真正破坏烧杀的暴徒大多数逃之夭夭，只凭一相情愿的单纯和一腔热忱，发起运动的学生却要用的他们青春和年华承担了所有和后果和代价。（不要告诉我89年以后连续多年突然强化了政治审查，以及强制非强制的号召广大大学生支援建设边疆的政策，都是没有目的的）

;</4-1817:58></4-1818:11></4-18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