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背后是命运与辛酸，而最终以大团圆告终，寄寓的其实是一个平民视角眼中的人生理解，其通俗性的特征包含的其实是大众的想象和愿望。

在华夏，同类的叙事模式是破镜重圆、国破家亡。

在米国，是乱世佳人。

而在天竺，则是歌舞狂欢，命运波折。

无论不同文化类型里的审美特征有何差异，终归都回到一个人性化的舞台上，那就是以命运和人生为骨肉。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其实找到的乃是一个极佳的题材和剧本，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国度来表达它的关怀和观念。

如果说，在底层社会庞杂的国家如天竺，人的存有可能不过是乱枪一开倒地辄亡，那么谈论人的价值无疑是令人觉得奢侈。

宗教在这样的乱世里，充当的是一个想象中的庇护者，更甚至成为的是群体斗争与残杀的理由。说到底，说穿了不过是求生存的欲望。

在这样的世界里，所谓的神其实只是群体性的绝望与争夺。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看似以“命中注定”的东方式宿命论作为一种解释，但这个“宿命”论并非是关于将个人消亡于群体的“宿命”，恰恰相反，它却是一种“天赋人权”的解释。

它不是由万物生灭的自然主义上升为对虚无的神明的惊恐与膜拜，而是对实体上帝对于生命诠释之必然联系性的相信。

电影里的男主角出身平民，短暂的人生与家庭、国家的不公联系在一起，但在这些苦难里，命运上帝把各种密码汇集在了他身上，最终他得以凭借一个特殊的、却只有他可以承受的命运得到了关于现世的解答。

不过，这个解答并不是哲学家冥思苦想里的解答，而是真实的对于人生骨肉的解答。

萧央记得电影里有一个情节：两个外国人为了被殴打的小男孩提供了100块钱的关怀。

这个细节，大概是电影里一次直接的介入，就是对于那种本国本土的压迫直接的提交的人性化的抗议。

萧央看过导演以前的作品，他的作品多是针对本国文化进行批判，如果批判乃是为了从根本上反思与递进，那么这样的批判其实正是本体文化包含自我修正机制的强大性的体现。

而当这样一个文化更具备普世意义的时候，它才可能真正得到世界的认可，进入灵魂和骨肉。

《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里的男主角，最终不但得到两千万巨富，更得到佳人。

这是通俗剧里的沧桑过往苦尽甘来，也是更高一层，命运上帝